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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问初心再踏征程 一一话剧从湘江到遵义观后

时间:2019-09-06

  在民族历史长河的源头,傲立着一位先贤,仰天而问:“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象,何以识之?……”在河的这端,一群新时代的知识分子巍然挺立于潮头,扪心叩问:初心何在?信仰何在?路在何方?一脉相传的使命与担当在振聋发聩的呼应和回响中激荡,愿我们伟大祖国的航船和我们每个人的小舟都能在这天问的激荡中朝着最初的梦想迎风破浪。

  “我们当年的那些梦想实现了吗?人民当家做主了吗?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了吗?还有贪官污吏吗?还有人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吗?我们还在受外国人的欺侮吗?中国人真的站起来了吗?我们的党还记得我们对人民的承诺吗?还有纠正错误的勇气吗?需要有人站出来时还有人站出来吗? 还有人像我们这样愿意为信仰而生,为信仰而死吗?”这一连串满怀忧思、铿锵有力的叩问是话剧《从湘江到遵义》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也让我不禁联想到屈原的《天问》,我们仿佛看到,在民族历史的此间与彼岸,挺立着一群又一群肩负使命、自觉担当、血脉相连的知识分子,他们遥相呼应、振臂助威、携手奋进。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军委政治工作部话剧团联手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创作排演了大型叙述体话剧《从湘江到遵义》。创作之初,剧组主创人员——编剧李宝群、王宏、肖力,导演宫晓东等一行数人曾风雨兼程重走长征路,沿当年红军从湘江到遵义的路线进行深入采访、体验生活,从广西的兴安、全州、龙胜到湖南的通道,贵州的瓮安猴场、黎平、乌江、遵义,翻越娄山关,跨过赤水河,行程2000多公里,采访相关人员100多人次,参观红军纪念馆十余个,祭拜红军陵墓数十处,收集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为后期创作打下了坚实基础。该剧以重温红军长征精神,重铸国人信仰之魂为主题立意 ,选择了“从湘江到遵义”这一段长征中极为独特、极为严峻的历史,以革命后继者的视角进行了全新的当代解读。再现历史真实、描述长征的艰难险阻和红军队伍的英勇顽强显然不是其目的,而立足于当下社会、以当代人的视角审视历史、以当代戏剧的方式艺术地表达当代人的思考,应是该剧意义所在。1934年11月中旬,从中央苏区向西进行战略转移的中央红军突破了军的三道封锁线,继续西行向湘桂边境前进。为了突破军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打响了湘江战役。此次战役中央红军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队伍由长征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而且前途未卜,何去何从,一片迷茫。外部有多路强敌围追堵截,内部军事思想不统一、斗争激烈,上至李德、博古、、周恩来等红军高层领袖,下至普通红军指战员、随军百姓都承受着巨大的考验,人们的内心都遭遇了险滩激流。该剧将历史上的伟人先烈们还原成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放置在内外交困的重围中拷问他们的灵魂,展示了他们依靠坚定的革命信仰和理想信念走出心灵内部和环境外部的双重困境的心路历程,这对当下社会中的人们有着积极的启示与激励。当代中国,在历经了市场经济大潮和社会快速转型的多重冲击下,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日益多样化、鄙俗化,人们的信仰、道德、信念日渐淡薄缺失。整个社会“金钱至上”的评价标准威逼着人们“一切向钱看”,信仰缺失、道德沦陷,众生外困于社会大环境的无可逃避、内困于自身心魔的无法超脱,在人性的深渊中沉沦挣扎,导致整个社会各种矛盾不断激化,种种异化怪状层出不穷。更可怕的是我们的国之未来、年轻一代在“蜜罐”中长大,缺少宏观意义上的苦难经历,缺少大视野下的理想追求,习惯了在纸醉金迷的物质世界里寻求“小我”的满足,视种种不正常的价值标准为常,由此而引发的信仰坍塌、精神迷失、观念错乱等普遍社会问题触目惊心、贻害巨大。与此同时,我们的国家也陷入了发展的种种困境之中——于外,面临着发达国家的经济压制、军事威胁、话语权争夺等众多挑战;于内,又面临着社会、经济、人文、生态等诸多发展瓶颈和矛盾冲突。内外交困中的国家也亟需发起突围,寻求转折与突破。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重建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以信仰的力量构建强大的、健康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带领人民、众志成城,携手突出内外交困的重围刻不容缓、意义重大。“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创作者本着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自觉和文化担当,寻找到了我军历史上这段与当下社会相契合的、集合了人的内部困境与形势的外部困境的节点,将这段突破困境、走向光明的革命进程和这群人的精神历程搬上舞台,借对历史的反思审视当今社会,期以闪耀历史光辉的火炬照亮当代暗隅角落,重新唤起人们对崇高信仰的敬畏之心,刺痛我们每个人对崇高理想、高尚道德、人生信念等业已麻木的神经,召唤中华民族以强大的精神力量踏上实现中国梦的新征程。尾声那一连串恰似天问的句段,既是革命先辈们对后世接班人的心灵叩问,也不妨可作为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扪心自问,警醒我们每个人,人生路永远在前方,我们永远在路上。该剧这种立足当下、以当代人视角切入的对历史的反思,其创作的心理基础一方面来自于中国世代知识分子血脉流传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和“君子铁肩担道义”责任担当,另一方面也来自于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和对中国的执政自信。千百年来,正是无数的高度关注社会民生和国家民族命运的文化人,用自己的才华和生命造就了一座座精神的高峰,书写了古老国度的文明史,也铸成了中华民族的钢铁脊梁。而近百年来,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紧紧依靠人民推动中国先后跨过“落后就要挨打”和“贫穷就要挨饿”这两道历史沟坎,为中华民族做出了伟大的历史贡。“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在面对当今世界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迅猛发展和当代中国成功实现大国崛起和民族复兴的历史关头,中国人和中国人民能否推动我们的民族在实现经济崛起的同时进一步实现文化崛起,能否成功跨越“失语就要挨骂”的新的历史沟坎,进而为21世纪和人类世界对美好精神家园的探索和造就贡献中国力量,成为了中国、乃至我们整个国家的新的历史使命和艰难考验。回顾我们国家在中国领导下的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尤其是那一段段犹如“从湘江到遵义”的内忧外困、艰苦卓绝的岁月,我们无疑更加坚定,当代中国和中国人民在当今世界的波澜激荡中,只要自觉地、牢牢地把握住中华民族的文化使命、文化权利和文化责任,终会站稳脚跟,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伟大复兴。

  《从湘江到遵义》定位为叙述体话剧,在形式上借鉴布莱希特的“叙述体”戏剧,但又能突破传统叙述体戏剧的模式,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雕铸了一群鲜活的人物,并将再现与表现、写实与写意有机结合,将事件本身与人物内心进行形象的外化,且作以诗意表达。该剧中的角色在舞台上既是叙述主体,也是戏剧人物,既对戏剧情节发言,又在具体的戏剧情境中展开行动,成就了自己的鲜明形象。从、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博古、李德等领袖人物群体,到红军指战员群体、老百姓,从历史记载中的真实人物到艺术创造中的虚构人物,剧中有名有姓的人物29个,虽然戏份因人而异、有多又少,但凡出场者几乎均有令人过目不忘的性格特征,除去主要人物不论,仅就出场不多的配角而言,留下鲜活形象者就不少。如:不甘被俘夺枪自杀英勇就义的红军师长,强渡湘江勇护浮桥壮烈牺牲的娃娃兵,身负重伤咬断肠子后又被取首级悬于城头英勇壮烈的陈树湘,年轻美丽天真烂漫充满梦想的红军女战士水妹子,一度想逃离队伍而后坚定追随红军的民夫扁担叔,以及黎平城中的德藉传教士,守望在家乡瑞金的彭母等,各个都如钢浇铁铸、精铜锻造,巍然挺立。一般的叙述体话剧不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尤其是叙述体戏剧的创立者布莱希特甚至反对传统戏剧观念中的所谓性格刻划,意在避免感情的卷入使观众失去了清醒的思考和判断能力、而在剧场中只能处于一种极为被动的状态,盲目地为着舞台上的某些个人移情夺魄,只知人事的存在状态而不知其存在的客观根据和客观是非。而该剧则打破了叙述体话剧的这一传统做法,让角色在剧中人物和史诗叙述者的身份间自由地转换,入则有血肉、有筋骨、有温度,出则有评述、有思考、有力量。在湘江惨败、转战通道、寻求转折等特定的戏剧情境中,每个群体都有他们的故事,都有他们的心路历程,人们入则在选择挣扎,出则在思考审视,两相呼应交错间,他们不但经历了从迷惘困惑、焦灼痛苦到坚定信仰、奋勇向前的心灵之旅,也完成了带领观众一起对这段历史和眼下现实相碰撞而产生的精神交流。这样一来我们不光从舞台上看到了一群或付以艰难的思想斗争、或付以英勇的流血牺牲,肩负使命、自觉担当的寻路者、先行者,还看到了一群启迪和引领身陷困境、寻求突围的人们勇敢摸索、奋勇向前的伟大的“信仰战士”。这对传统的叙述体戏剧带来了新的突破。从舞台呈现的形式感来看,该剧改变了相对单薄的单一化的线性叙事结构,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构成多点多线,将整体写意与局部写实相结合,形成了雄浑悲壮、诗化写意的舞台风格。该剧的舞台时空不同于传统戏剧的时空设置,整体上以从湘江到遵义的一路转战为时空主线,但在具体叙事中所有演员都是叙述人,同时也是剧中的人物角色,边参与叙述,边在戏剧情境中展开行动,所以细部的舞台时空的流转无比自由。例如,开篇一片硝烟弥漫中山险河湍,一群衣衫褴褛的红军蹒跚行来,他们以叙述者的身份开腔:在如同诗朗诵一般的人物语言中既有对历史事件的讲述,又有超然于外对事件、人物的评价,而舞台上的所有人又用自己的行动将事件形象外化,推动戏剧情节发展,这种不拘于时亦不拘于实的写意表达渲染了诗化的情景。另外,这些不同时空完全是随人物语言、行动自由牵引的无缝对接。例如:彭德怀:我,彭德怀,36岁,红三军团总指挥,我的指挥部就设在界首镇 三官堂,距中央纵队渡江的渡口不到100米。我的部队正在与桂军激战,防线随时可能失守。给中央发报,让他们快过江!慢腾腾的,他们是裹脚的女人吗?像这样通过人物语言瞬间转变时空、转变角色身份的方法,衔接自然,也比较容易带领观众不知不觉跟随剧情,在剧中得以普遍使用。再如:在上场自报家门、评述湘江一战时,一声炮响,警卫员陈小龙以肢体动作掩护,将时空又拉回战地。这种以音效、人物动作启示时空流转的方法也非常巧妙易行。该剧在主线之外布局设点,潜连副线,既有红军的领袖团体,又有普通指战员及随军老百姓等,他们从不同的侧面展示着这段征途,也通过各自的理解诉说着这段历史的价值。所以在剧中更多的地方则是通过人物的语言、动作勾连起几个时空,并使其不同时空的人物进行对话和情感交流,从而将主副线、点和面紧密结合起来。例如第一幕中由对湘江战役痛心疾首的慨叹,引出了瑞金的彭大娘,再由彭母引出战场上彭家的英雄兄妹,三个不同时空进行对话、情感交流,如山间的小溪与丘陵间的小河,再一同汇聚到奔涌呜咽的湘江边,这一切都仅从情感的交织、奔流出发,而不受丝毫的所谓生活真实的限制,各方喷薄而出的情感激流终于激发了“天欲堕,赖以拄其间!”的壮志担当的革命豪情。像这样随情感流动肆意流转的时空十分自由灵动,生者与死者、领袖和官兵百姓、任意时空之间的心灵对话自由展开,人物内心世界的精神风暴、情感交锋自由激荡,还能让人物的思绪穿越历史,进入八十年后的现代社会,回望当年,直面当下,这种极具中国审美特色的表达颇具诗意。该剧的舞台设计也用心良苦、别具特色。一片片血迹斑驳的褴缕战衣构成了舞台背景,将湘江战役惨败的历史背景形象化表现出来,写意地勾勒出残酷悲壮的戏剧氛围;而从大转折的前夜起,形势逐渐变得明朗而充满希望,这时战衣不再,只留下两条绳索,高扬着战旗。一个占据舞台中心的台面装置更是设计巧妙,颇见匠心。它的整体意象如同一艘航船,可以根据需要转变方向和改变坡度,仿佛一艘历史的巨轮在激流险滩中乘风破浪,不断调整着行进的航向和速度。在台面上还有三道可以滑动的履带,人物可在其运动中踩踏行进,构成了“雄关漫道”、“路漫漫”“上下求索”的象征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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